胶济客运专线停运 环保部称视整改结果而定

合作治理 引 言 网络平台的出现是数字革命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摘要:  郴州饭垄堆矿业有限公司与国土资源部等国土资源行政复议决定再审案争点之一是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因为，真正的合法性并不建基于孤立的字面意义符合度之上，而是需要一系列的理由来支撑，直至总体上满足一定的充分性水平。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要说理，这已经成为法治政府的一种常识。如果仅仅凭着或者允许行政机关在法庭上以本机关认为这样的方式说明理由，那么法院可能难以达到司法审查的目的。在审查相关考虑中，法院可以判断说理的前提是否成立，逻辑规则运用是否有矛盾等。[18] 本案中，针对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作出的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行政复议中比照不予许可决定应当说明理由的规定，确认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案涉撤销决定违法，这个结论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8] 胡敏洁：自动化行政的法律控制，《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2期。

受裁断的法律争议可以是民事的，如土地权属争议。毕竟面对司法审查，行政机关十分清楚不说理、不完全说明理由的法律风险。这是一种极为真实的潜在的政治危机和宪法危机，正是预见到了必要时刻的出现，为了尽可能地化解可能出现的政治危机和宪法危机，我国1982宪法新增了第31条，设定了一个必要状态及相应的宪法措施。

通过动态平衡、世界大平衡的视角来审视基本法关于中央地方关系的非对称宪制安排，有助于充分认识基本法的宪法正当性。[24] (二)港澳基本法内含的六大根本法 上面通过解释港澳《基本法》第11条的规定论述了两部基本法整体上作为港澳地区根本法的性质和高级法地位，下面进一步从追问什么是根本的入手，探讨两部基本法包含哪些根本的东西。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基本法上关于经济一国的规范阙如，另一方面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经济改革的动因才授予港澳高度的经济自治权。所谓根据宪法，具体指宪法哪一条？不还是得绕回到第31上去吗？ 正确和深刻的提问不应该停留在基本法与宪法的规范关系上，而应该回到宪法自身追问：《宪法》31条是什么性质的规范？这一条和宪法整体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香港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香港有人提出，《宪法》31条和宪法序言、第1条、第5条等条款相冲突。

合宪性指的是合乎国家宪法，合法性指的是合乎香港基本法，香港本地统统称之为合宪性，这里不浪费篇幅争论是否用词不当。为了实现这两个宗旨，立法者确立了一个立法指导思想，那就是从港澳的历史和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合适的制度，这叫因地制宜。

为什么用禁令的语言格式书写呢？这无疑与两个基本法序言第一段叙述的两地长期分别被英国和葡萄牙占领的历史有关。但是，两部《基本法》第23条将一些基本的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权授予了港澳特区，所以，底线的维持，需要特区积极配合。但事实上，在实践中这部宪法越来越具有持久性，在这个意义上也表明自己还是一部宪法。为什么回避宪法一词呢？因为一来，当时德国人民尚无法以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参与创制1949年的宪法议案，因为他们尚没有完全的行为自由。

这是序言中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原则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这种严重不对称的授权自治，[21]正当性何在？ 首先，港澳基本法维持了国家认同的底线。除此之外，有的国家宪法还规定经济、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基本政策。甚至可以说，第六根本法是前面所有五大根本法的保障。

认为基本法抵触宪法不仅是不合适的，也是无意义的。必须指出，第一根本法并不完全取决于特区宪制法治，在特区宪制法治无力保障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国家可以动用紧急权力悬置特区法律。

如何理解第11条？上文已经指出，第11条确立了基本法的根本法和高级法地位。一是政权建构，这个意义的宪法就是组织章程。

[9]《香港基本法》第5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港澳基本法是港澳地区的根本法和高级法，蕴含了不可分离、繁荣稳定、资本主义、港(澳)人治港(澳)、基本权利和自由、新宪制法治等六大根本法。从序言和总纲下手，是中国宪法研究的窍门。权利和自由具有很强的自由主义色彩，与社会主义宪法的集体主义色彩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基本法制定权的性质，不妨做一个逆向思维实验。第二，届时制宪权主体不重新制宪，也不修改宪法，而授权作为日常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以法律规定。

于是，一个看起来更加真实的问题被提出来了：究竟宪法的哪些条文可以在港澳适用，哪些不能在港澳适用？[28]这个问题首先是立法者应该考虑和处理的，随着两个联合声明的公布和两部基本法的公布，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水落石出了，但在基本法的实施过程中时不时地又被翻炒。港澳基本法是实用主义制度观的应用范例。

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并不直接规定资本主义制度，只规定私有财产权。立法机关通过一个法律，就必须推定立法机关已经自我进行了合宪性审查。

这种宪法观，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宪法观，但绝非庸俗的实用主义，它对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这对矛盾的认知和对中央——地方关系的认知超越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俗人眼光，既有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意味，也体现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在港澳回归以前，1982宪法对港澳地区没有效力。

说基本法是个自足的文件，是个隐喻的说法，应该是借用了这个词语的物理学意义，而非心理学意义，从中引申出自身具备必要的东西独立运作的意涵。二来，基本法赋予中央的一些权力，必须建立健全实施制度和机制，例如中央对行政长官和特区主要官员的任命、对特区立法的备案。意思是说，港澳碰到问题，应该先假定在基本法上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依据，换言之，假定基本法是足够用的(supposed to be)。我理解他的疑问是：行政区是一个宽泛的种属概念，包括各级行政区划，而非专指某一级行政区划的名词，特别行政区究竟是哪一级行政区划？用知识库里的什么东西来类比想象？当时我心如受到蜂蛰，几年来这根蜂刺一直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逼促我不停地反问自己：我们真的能说清楚什么叫特别行政区吗？ 基本法是一个需要理论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研究领域，但基本法研究长期陷入理论贫困。

第二根本法——繁荣稳定——是港澳特区宪制设计的初心之一，也是基本法实施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契合中国宪法精神——富强。一国两制在主权领土范围内制造一个制度瀑布，打破了平衡，两地之间自然产生一股强大的能量流，进而增强了两地的活力。

在回归的一刹那，由于主权变换，港澳法律体系切换了电源。自足新镇的自足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设施，即拥有一套完整的城市设施，可以满足居民充分就业、购物、卫生、教育等方面需求。

②保持香港(澳门)繁荣稳定。国家统一的英文翻译是national unity，指的是全体国民作为一个政治民族的同一性，具有很强的政治伦理色彩，体现了爱国主义的底线。

1982年修改宪法，增加了第31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内地有关方面就在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的相关问题协商作出适当安排，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行使高度自治权的具体体现。综合上述阐释，只有以例外状态和制宪权为知识起点，把第31条理解为关于例外状态下国家对于特定地区的制宪权的宣告，我们才能把一国两制作为宪法包含的一个根本的政治决断来看。其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国家宪法整体上对港澳特区具有效力并适用，另一方面许多制度规范不适用于港澳特区。

这意味着国家把港澳不仅定位为两个行政区域，还定性为两个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第一根本法，日常政治语言叫一国原则。

[27]另一方面，我们尚未真的找到宝藏，只是找到了一个藏宝清单而已。领土完整(territorial integrity)说的是国家对于其领土的神圣权利。

此后，根本法被宪法吸收，并用来表示宪法的属性，大致可以说宪法=根本法。高度作为一个法律用语是一个模糊的形容词，具体内涵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宪法设计。